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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你所说，他不在柏林了。” “不，沃格尔先生，他甚至没有慌张，好像完全不担心勒索，好像他早就知道这些照片，更糟的是，他很可能自己‘制造’了这些照片。你是他的漂亮道具，好一场表演，沃格尔先生，他给了你什么报酬？” 莱纳回想起春季的旷野，野花和草叶的气味短暂取代了审讯室的潮湿霉味，这种稀薄的幻象只停留了几秒就消失了。他没有回答，不知道如何回答。“赫尔曼先生”打量着他，充满怜悯，好像看着一只坚持啃咬围栏的野兔。过了几分钟，他站起来，敲了敲审讯室的门，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走了进来，显然斯塔西雇佣的无数个打手之中的一个，比“赫尔曼”高一个头，有三倍那么宽，手里提着一个破旧的皮箱，莱纳一点都不想知道箱子里装着什么。 “我从来都不喜欢暴力。”斯塔西头子告诉莱纳，“但我们不能否认，它在说服人们提供信息方面十分有效。您得明白，沃格尔先生，我本质上不是个残忍的人，但如果您不把您知道的一切告诉我们，今晚将会变得非常、非常漫长。” —— “接下来，我们确认一下你在柏林的关系网。”审讯官说，露出充满歉意的微笑，仿佛是在地铁上，而他刚刚不小心踩到安德烈的脚，“标准流程，你明白的。你走的时候，当然没有告诉任何人你的去向，是吗？” “没有。”安德烈回答，放松地坐在木椅子上，手边的烟灰缸里有一个烟头。 “怎么向邻居解释的？” “不解释，我几乎不和邻居说话。” “情人？” “没有情人。” “你在柏林住了很久。” “确实。但我还是没有情人。” “你的母亲是德国人，不是吗？” “奥地利。” “还有亲戚在那边，对吗？在海峡另一边？” “就算有，我也不认识。我母亲不和我谈起他们，我的祖父母已经去世了。” “很遗憾。” “谢谢。” 墙上的挂钟发出干涩的咔嗒声，似乎有什么东西卡住了。窗外，暮色缓慢降临，远处的松树林变成了重叠的锯齿状阴影，像一堵无法穿透的墙。坐在右手边的那个审讯官语气轻松地问大家是否想要茶，没等回答就站起来，到厨房里去了，不一会捧着一个托盘回来，上面放着茶壶茶杯和一盘燕麦饼干。看来厨房里有人在，楼上应该也有，守着录音设备，听他们的每一句话，转录安德烈的回答，寻找最细微的漏洞。为了显得合群，安德烈拿了一块燕麦饼，它尝起来像压紧了的木屑。 “晚餐差不多准备好了。”刚从厨房回来的那个审讯官告诉安德烈，仿佛这个信息极其重要，“你喜欢白蘑菇吗？” 安德烈向他保证自己很喜欢白蘑菇。 “棒极了。那在此之前，我们继续聊一小会儿，你介意跟我们说说代号‘麻雀’的线人吗？” 安德烈当然不介意，不能介意。他们恐怕要在这里过夜了，也许整个周末都会花在这里。他在心里叹了口气，又从烟盒里拿了一支烟。 第三卷 嘉年华 第二十一章 安德烈的审讯最终持续了整个周末，两天，48小时，产生了11小时37分钟的录音，一叠又一叠的转录文本，已经公开的大约只有六成，涉及“麻雀”的部分不在其中。如果想知道安德烈如何向军情五处交代他的柏林传奇，应该要等到2005年。还有五年，让我们祈祷到时候我还在。 不必对解密文件抱有太多幻想，不会有多少令人激动的东西可供发掘。就算霍恩斯比没有事先和安德烈商量好台词，军情六处的牧羊人怎么可能老实向五处透露海外行动的细节。与其说是保密需求，还不如说是两个情报处之间由来已久的竞争，像一对争宠的兄弟，两人都眼巴巴地等对方出错，竭力证明自己更有本事。 公平而论，五处没有为难安德烈。那两个很关心安德烈是否喜欢白蘑菇的审讯官，周一早上准时把牧羊人送回伦敦，刚好来得及和霍恩斯比一起到帕尔摩街去吃午饭。行动处处长常去的那个俱乐部提供用橡木饰板隔开的靠窗座位，确保像他们这样的人谈话不受打扰。既然现在形式上的审讯结束了，霍恩斯比想为安德烈寻找下一个驻地，一个远离柏林的地方，安德烈可以重新开始构筑情报网，就像以前一样，也许去伊斯坦布尔？甚至香港？ “我打算辞职。” 他的上司正准备把切好的羊肉送进嘴里，听到这句话停住了，叉子悬在盘子上方，一滴棕色的酱汁在叉齿上晃动，“抱歉？” “我不会继续留在军情六处了。” “你知道审讯只是例行公事，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你，或者麻雀。” “我知道。” “如果你不想再到‘外面’去，我可以把你调进办公室里，虽然我不确定案头工作是不是你会——” 侍应过来为他们倒酒，霍恩斯比闭上嘴，看向窗外，一辆黑色计程车沿着路边缓慢挪动，像只迷路的甲虫。安德烈注视着落入玻璃杯的白葡萄酒，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比杯壁上的细小气泡更值得关注。侍应走开之后，安德烈清了清喉咙。 “我的意思是彻底离开这一行。” 霍恩斯比叹了口气，放下叉子，手放在餐巾上，但没有拿起来。他没有问为什么，就好像人们没必要问蜡烛为什么燃尽。他摘下玳瑁边眼镜擦了擦，对着光仔细研究那两片玻璃，重新戴上，审视着安德烈。在光亮处，霍恩斯比的头发里白色显得比灰色更多。 “你确定吗？” “我非常确定。” “有没有尚未解决的事？需不需要和谁永别，让什么人闭嘴，擦干什么血迹？” “你知道我从来没有，长官。” 霍恩斯比终于把那块羊肉送进嘴里，咀嚼了很久，仿佛不明白这是从什么动物身上来的肉。安德烈抿了一口酒，侍应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像只过于热忱的灰狗，随时准备冲上来提供服务。安德烈冲他摇了摇头，那个年轻人放松下来，靠墙站着。 “七年了，是不是？” “对，从我在柏林街头架电线的时候算起。” “失去了最好的电工，柏林站该怎么运作下去？” 安德烈短暂地露出微笑，又喝了一口酒。 “偶尔回来和士官生们讲讲柏林，好吗？而且，苏联司有很多职位适合你，要是你什么时候想回来，我会很乐意帮你开门。” “谢谢，长官。” 霍恩斯比没有问他接下来准备去哪里，做什么。安德烈也没有说。六处不需要他办什么手续，因为六处本身在官方文件里就不存在。安德烈当天下午就乘火车离开了伦敦，行李简单，只有一个提包。 然而军情五处还没有打消疑虑，派了两个探员，一路跟着安德烈从伦敦去了布里斯托，驻扎在一家靠近火车站的小旅店里，全天监视安德烈，看看他会不会和“可疑左翼人士或亲苏分子”接触。从这两个人的报告看来，安德烈的每日行踪十分无聊。他到布里斯托的第一件事，是在“棕榈周日”旅店租了一个顶楼房间，一次过付了三个月的房费。每天早上到母亲开的钓鱼用品店去，帮忙售卖鱼钩、饵料和防水帆布，他和继父相处得不错，经常一起下棋。下午他可能会去书店，也可能会在能看见吊桥的那个咖啡厅坐着读报纸。安德烈在当地似乎没有朋友，总是在母亲家里吃晚饭，之后直接返回旅店，不去酒吧，第二天才露面。要是天气好，他清早就会出来，沿着港口散步，从来都是独自一人，不和人打招呼，也没有人认识他。 两个星期过后，军情五处悄悄撤走了监视人员。档案关闭，没有人再去关心退休的牧羊人。 —— 莱纳也在周一早上离开了斯塔西的审讯室，跌跌撞撞地找到一个公共电话亭，请了一天病假。等他重新出现在奥林匹克体育馆的时候，即使是最粗心的同事都会发现，他的手指布满淤青，好像被车轮碾过。嘴唇和鼻梁也有伤口，左眼肿了起来。莱纳的解释是骑自行车下坡的时候摔倒了，没什么大碍，过几天就会好。 斯塔西擅长记仇，莱纳很快就会发现。他的折磨远没有结束。“赫尔曼先生”手下的鬣狗群每隔两三天就来敲他的门，通常是在深夜，把他拖到总部去。斯塔西其实已经明白从莱纳身上问不出什么，所以并不审讯，只是把他独自锁在灯光大亮的单人囚室里。囚室里没有桌椅，水泥地面糊着一层粘稠的污渍。每当莱纳缩在墙角试图睡觉，就会有人用棍子用力敲打铁门，把他吵醒。幸运的那天，他几个小时后就能出去。糟糕的日子里，他觉得自己下半辈子都走不出这个牢房。“赫尔曼”先生从不露面，这么不起眼的猎物，不再值得他亲自过来玩弄。 大约在他第五次或者第六次被无端关押之后，莱纳就不再去上班了，甚至不再外出。大部分时间躲在卧室里，拉紧窗帘。尽管夏天早就到了，他还是裹着毯子，呆坐在地板上，像一盆缺水的蕨类植物。楼梯上传来的任何声响都把他吓得发抖。门房来敲过一次门，问他是否还好，需不需要把信从楼下拿上来。莱纳没有回答，在毯子下面紧闭着眼睛，抱着头，像是害怕天花板会塌下来。门房在外面等了一会儿，走了，没有再上来。 他活得也像一株植物，只靠空气和水存活，一整天一动不动，也没有人留意他是不是还活着。指骨摸起来没有断，所以他没有去看医生，瘀青退得很慢，像个不愿意被撕的台历。奥林匹克体育馆没有派人来问他为什么不再出现，而斯塔西，出于只有他们自己明白的原因，连续好几天没有再来擂门。莱纳在毯子组成的温暖虫蛹里睡着又醒来，不知道外面是早上还是下午。 也许他应该跟安德烈走的。莱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拒绝安德烈递给他的这条绳索，但他也没有真的拒绝，不是吗？他只是需要时间思考，可惜机会像泥鳅一样，移开目光两秒就在河底淤泥里消失不见了。之前他害怕离开柏林，但现在柏林让他害怕。他计算之前存下的钱，足够买一张离开柏林的火车票，还能在某个不起眼的小镇里负担几个月租金。但这和住在柏林有区别吗？他的问题不是搬家能够解决的，斯塔西总能找到他。斯塔西粘湿的触手能探进任何一个人的衣领里。 渐渐地他也不再去想安德烈了，那是个空洞的影子，立在灯泡前面的一张薄薄的纸，经不起细看和触碰。也许这就是牧羊人一直以来的计划，从咖啡店到“阁楼”，都是编排好的，一场事先预谋的飓风，撕碎莱纳的生活，用碎片来玩间谍游戏。他想念汉斯，一个人怎么能如此轻易地消失？搬家的时候莱纳扔掉了哥哥的衣服和各种零碎物件，只带走了汉斯送的自行车。怎样证明汉斯存在过？母亲呢？莱纳·沃格尔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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