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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是，莱纳在这群无忧无虑的朋友掩护下到达慕尼黑，然后提出要独自去邻近的菲森观光。安德烈会在火车站接他，直接开往边境。莱纳在路上丢弃东德身份证，用新的护照入境奥地利。等旅伴们察觉到莱纳不会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应该已经在去往苏黎世的路上了。 一切似乎都在按计划进行。出发当日下起小雨，大约二十分钟之后就放晴了。他们在莱比锡稍作停留，吃了午饭，继续开车。到达巴伐利亚州边界的时候，检查站已经排起了长队。今天有斯塔西的人值班，排在前面的司机说，站在路边抽烟，和莱纳闲聊。斯塔西要和所有外籍及东德旅客面谈，这就是为什么车都堵在这里。“他们以前没那么频繁搞这种麻烦事的，”司机把烟头丢进草丛里，“可能是因为夏天吧。” 是的，莱纳表示同意，可能是因为夏天。 车龙缓慢挪动，太阳高悬在头顶，越来越热。人们都从车里出来了，躲在树荫底下，用帽子和杂志给自己扇风。轮到莱纳的时候，他的上衣已经浸透汗水。穿着制服的军官挥手让他往前走，莱纳踏进那个前后各有一扇门的办公室，坐下。一台风扇搅动着充满汗臭味的热空气，零件老化了，咔咔作响。桌子对面的斯塔西雇员也大汗淋漓，不停地用手帕擦额头和脖子。他甚至没有仔细看莱纳的证件，只问了两个问题，去西德哪个城市？到警察局注册路线了吗？莱纳简短地回答“慕尼黑”和“是的”，获得许可之后马上起来，从另一边的门逃出去，生平第一次踏进西德。 他们比预想中迟了两个半小时到达慕尼黑。现在提出去菲森未免怪异，莱纳借口头痛，提前回到旅店，找了一部投币电话，给安德烈留了口信，重新约定了在火车站见面的时间。他整晚没睡，盯着天花板，在脑海里推演明天可能会发生的事，想象斯塔西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探听到他的想法，蜂拥而来，押走他和安德烈。 慕尼黑火车站在一个灰暗无趣的街区里，这里肯定曾经“有趣”过，但在战争扫平了一切之后，取而代之的是缺乏美学考量的水泥建筑，夹杂着用途不明的空地，一条新建的电车轨道从中穿过。1961年7月1日，是个星期六，清早的街道上只有泡在污水里的烟盒和睡在长椅上的流浪汉。莱纳快步跨过电车轨，跑向火车站，寻找一辆白色的、号码最后两位是“41”的汽车。它就在那里，像一个好故事的快乐结局，安德烈冲他微笑，用力抱住莱纳，吻了一下他的额头。 白色小车驶出市区的时候，八点的钟声刚刚敲响。 但你知道这不是结局，你能感觉出来，是不是？一种原始的预感，无缘无故让人们汗毛倒竖，让他们在雪崩发生之前就感到害怕。去奥地利的路上再也没有检查站了，他们早早到达边境线，背着步枪的士兵示意他们下车，另一个士兵打开了行李箱。 “护照。”背着枪的士兵简短地说。 两个旅客交出了证件。 士兵先看了莱纳的护照，花了很长时间比对照片和他本人，然后用更长的时间翻护照里的签证记录，问了些关于目的地和返程日期的问题，合上护照，但没有还给莱纳，继续翻开了安德烈的奥地利护照，看了一会，转身走开了，钻进岗亭里，拿起了电话。 “这是正常的吗？”莱纳悄声问。 “不太。”安德烈回答，“别紧张。” 岗亭里的士兵挂上电话，和坐在电话旁的士兵说了几句话，打开门，走了回来。“跟我来。”他告诉安德烈，“有些额外的手续需要办理。” “我敢肯定这里有什么误会，”安德烈开口，“我是奥地利公民——” “闭嘴，跟我过来。你也是。”背着枪的士兵冲检查行李的人吹了声口哨，“奥图，别翻他们的箱子了，帮我把这两个人送到‘盒子’里去。” “盒子”是建在哨站外面的砖砌小房间，总共有四个，没有窗，有一张折叠椅。两个旅客被关进不同的“盒子”里，上锁。莱纳对着门呆站了好一会，坐到椅子上，弯下腰，把脸埋进掌心里，叹了口气。 第二十九章 讽刺地，并不是莱纳的护照出差错，而是安德烈的。他常用的掩护身份之一是奥地利人“卡尔·费尔森”，注意我说“掩护身份”，不是“假护照”，因为护照本身不是假的。如果斯塔西派人调查，会发现“卡尔·费尔森”有完整的资料，从出生证明到缴税记录，甚至还有一家注册在他名下的钟表铺。一个“无惧天气变化”的身份，用行话来说。 唯一的掣肘是，这本护照总是处于军情六处的密切监控之下。在其他任何时候，牧羊人都能不受阻碍地越过德奥边境，但这次不行。行动处处长霍恩斯比一察觉安德烈从伦敦消失，马上推断出下属去了哪里，想做什么。这位头发斑白的老间谍没有试图在柏林找人，而是直接在边境检查站布置了耳目，静候“卡尔·费尔森”出现。事实上，囿于人手和保密需求，霍恩斯比只往两个关卡派遣了外勤：汉堡港和奥地利边境。假如安德烈选择在斯特拉斯堡越境，也许就能蒙混过关，但我们不讨论假如，那是故事里的漩涡，人们常常淹死在里面。 牧羊人被押往波恩，西德的首都，柏林已经变得太危险，霍恩斯比不想涉足。安德烈拒绝离开他所在的“盒子”，除非他们把莱纳也一起带走。士兵们最后把他拖了出去，绑住双手，塞进一辆小货车的货箱里。军情六处和西德对外情报处都喜欢用这种小货车，要不就伪装成干洗公司，要不就是“专业园艺服务，树木移栽，草坪修剪”。封闭的货箱可以隐藏很多东西，武器，无线电设备，活人。 霍恩斯比在波恩等候，愤怒，焦虑，难以置信。他把自己和安德烈一起锁进地下室，这样大使馆里的人就听不见他们冲对方大喊大叫了。行动处处长的论点无非是，安德烈第一违反规例，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用工作护照入境“敌对领土”；第二，柏林微妙的力量均衡状态比肥皂泡更脆弱，“看在上帝份上，那是东柏林，在错误的时间打个喷嚏都可能导致世界末日”， 安德烈居然还打算在斯塔西的鼻子底下协助一位东德公民偷渡。 “就凭护照这一件事，你就应该在监狱里待到七十五岁。” “什么罪名？”安德烈反问，“你准备好当众向法官解释军情六处在柏林的行动了？顺便说清楚为什么这个部门不在官方文件里？是不是还要说明工作护照的来历，传唤奥地利情报人员？外交大臣会为此跳河的。让我们别玩这一套了，长官，你和我都明白你不能冒险把我拽到被告席上。” 安德烈戳到了一条发疼的神经，霍恩斯比深吸了一口气，转身踢了一脚储物架，来回踱步，再深呼吸了几次，转过头面对安德烈。 “我今天就会把这件事报告给‘上面’。”霍恩斯比最终说道，摘下玳瑁边眼镜，放进衬衫胸袋里，“白厅会决定怎么处置你。在此之前，你乖乖待在这里。谁知道呢？也许上面会决定为你开一次闭门听证会，在B类监狱里预留一个位置。尽管我们偶尔允许你拧弯一些规矩，不代表你可以不受管束，安德烈，我以为你明白的。” “‘麻雀’在哪里？” “和你无关。你不是柏林的常驻情报官，他也不再是你的线人了。” 安德烈往前踏了一步，挡在上司和门之间。他没有碰霍恩斯比，但整个姿态都表明，如果要打掉霍恩斯比的牙齿才能获取信息，他一秒钟都不会犹豫。“告诉我莱纳·沃格尔在哪里。” “让开，安德烈。” “告诉我。” “我把他送回东柏林了，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麻雀’把你们的小计划告诉我的人了，只要他周末结束之前回到东柏林，斯塔西什么都不会察觉。” “这和直接把他送进监狱没有区别。我们不能把他当难民处理吗？送他来波恩，BND[4]之前难道不是这么做的吗？我们可以稍后再讨论规矩和惩罚，但无论如何先让‘麻雀’到波恩来，如果你把他送回东柏林，他可能再也出不来了，而且——” “没有‘而且’。我不会让我的特工帮助一个外国公民非法出境。你也没有和我讨价还价的立场。” 霍恩斯比绕开安德烈，打开地下室的门，安德烈试图挤出去继续争辩，但站在走廊里的安保人员把他推了回去，砰地关上门，上锁。情报官咒骂了一句，用力踹了两下门，转过身，搜索堆放在地下室里的物品，寻找能撬锁的东西。储物架上放着十二罐一箱的啤酒，手电筒，备用电池、沙袋、整盒整盒未拆封的铅笔，还有步枪子弹，不过没有步枪。他呆站了一会儿，再次走到门边，按了按纹丝不动的把手，蹲下来，琢磨锁的类型。这个地下室在建造之初就肯定考虑到要兼作拘留室，因为锁的这一侧只有把手，没有锁孔，铰链也封死在门框里，防止被撬。安德烈背靠着储物架，坐到地板上，仰头看着天花板。就在他这么做的时候，灯熄灭了，把他投入凝滞的黑暗之中。 —— 驻波恩英国大使馆的安保人员，显然没有看守囚徒的经验，公平而论，这不是他们的过错，那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一般而言，大使馆警卫的思考模式是，如何挡住外面的人，而不是如何阻止里面的人出去。没有人确切知道安德烈是什么时候不见的，各种间接证据表明，应该是7月7日到7月8日夜间。安德烈用了五天时间摸清楚守卫的换班模式，日班保安至少有两处严重疏忽，第一是送餐的时候直接把门打开；第二是毫无戒心，在安德烈假装友善地闲聊的时候没有管住嘴巴。日班警卫于尔根·施瓦茨谈到了自己的女儿，泄漏了一条小小的、似乎无害的信息：每周五下午他都要提早十分钟下班，开车到学校去。而晚班警卫并不会因此提早来上班。 于是，7月7日傍晚，警卫施瓦茨到地下室去送餐，之后就没人见过他，不过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施瓦茨像以往那样提早下班，接女儿去了。安保处处长有些疑惑，因为施瓦茨的帽子还挂在休息室墙上，但这是星期五，所有人脑子里都想着周末。根据记录，最后一个离开大使馆的是二等秘书路易·桑德兰，彼时是傍晚六点二十二分。晚上七点左右，晚班警卫来了，巡视了办公室，然后检查了洗手间和地下室。据晚班警卫回忆，地下室门是锁着的，没有异常。当天稍晚的时候，地下室传来砰砰的敲门声，晚班警卫认为囚犯在发泄情绪，于是没有理会。 直到星期六早上，7月8日，日班警卫带着面包和水打开地下室门，才赫然发现里面关着的是警卫施瓦茨，只穿着背心和内裤，制服被抢走了，额角有一大块瘀青。安德烈想必用某种钝器打晕警卫，然后用电线捆住了他的手。警卫苏醒之后设法挪动到门边，用脚踢了许久的门，晚班警卫却一秒钟都没有考虑过下来看一眼。盛着晚餐的盘子倒扣在地上，豌豆汤洒了一地，已经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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