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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着担架的人过来了，深深弯着腰，像是跑在战壕之间的无人区里。两人被抬上救护车，路灯在窗外飞快地移动，互相融合，变成一条长长的光带，远离枪声，远离东柏林。护士弯腰对莱纳说了什么，他什么都听不清楚，耳朵里嗡嗡作响。护士拿出一个小电筒，照了照他的眼睛，挪到旁边，也对安德烈做了同样的检查。莱纳摸到安德烈的手，皮肤又冷又粘，他用剩下的力气攥紧安德烈的手，直到护士过来，把什么东西放到他脸上。灯光在他眼前消失了，不是突然熄灭的，而是缓缓退去，一切变黑。 就像老电影的结尾，只是没有音乐。 作者有话说： [5] Kampfgruppen der Arbeiterklasse，真实存在的东德paramilitary组织，1952年成立，1990年解散。1961年参与了柏林墙的建造。 第三十二章 Epilogue 所以，我就是这样到达西柏林的，在一辆救护车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也不想告诉他们，怕他们遣返我。这是一种无效的挣扎，霍恩斯比知道我是谁。他到西柏林来看我的时候，墙已经真真切切地建起来了，四十多公里的边界，起先是铁丝网、警告牌和栏杆，有不少可以跨越的缺口。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砖墙砌起来了，加高，然后再加高，布下地雷，还有防止汽车冲关的Z形通道。 我始终不知道安德烈最后说了什么，他没有再醒过来。弹片割开了大动脉，医生抢救了一个小时多一点，在凌晨一点前后宣布死亡。葬礼在布里斯托举行，官方说辞是“滑雪事故”，为了预防家属要求验尸，很快就火化了。他的名字是卡尔·梅森，我是十几年之后才知道的，那时候我在档案里挖掘安德烈的蛛丝马迹，试着把他的人生拼凑出来。卡尔·梅森，听起来那么普通，就像你的好脾气邻居。我还是喜欢称呼他安德烈，我们第一次在柏林见面的时候，这是他给我的名字。 至于伦敦，我偶尔会去，但我不住在那里。1962年，我搬到苏黎世，在那里为西德联邦情报处招募线人，主要是往来欧洲和中东的商人。在那里，我的名字是“安德烈”，这是一个我能演好的角色。一个纪念碑，只有我一个人会去祭扫。我所有的面具都来源于第一个，来源于“麻雀”咖啡店里的陌生人。 伯恩斯坦太太目前在柏林独居，她的女儿在美国工作，是个建筑师。儿子在商场推销家用电器，我想。我不确定，我最后一次见他们是在1978年。 对了，我不知道你刚才有没有反应过来，安德烈·奥尔洛夫的儿子，就是菲利克·奥尔洛夫，代号“信风”，军情六处的双面间谍。小奥尔洛夫一度是克格勃的伦敦情报站站长，出卖了整个英国谍报网。莫斯科一直到墙倒下的那一年才发现他的秘密勾当。你可以说这是个巨大的笑话，我称之为报应。 自1990年以来，我每年夏天都会去柏林一次，拜访我父母的墓。后来我在不远处买了一处墓穴，给汉斯。我没有他的照片，也没有任何称得上纪念品的东西。石碑上刻着他的名字，“汉斯·沃格尔，挚爱的兄长”，如此这般。我希望我自己以后也葬在那里，到那时候，我才会重新成为莱纳·沃格尔，那是我最后的角色。 你看，快到午夜了，讲故事很容易打发时间。和我一起到露台上去，我想看看新年烟花。我们似乎提前喝掉了不少庆祝元旦的酒，这可不太好。我不能相信2000年已经来了。在我心目中，这是科幻小说里才有的年份。我的世纪过去了，这是你的世纪，如果你们非要搞砸它，犯些属于你们自己的新错误，不要再犯我们的。敬拆掉的墙和没有逃出来的人，新年快乐。 【正文完】 第三十三章 番外 On the Shores of Mnemosyne 火车停在半路。先是一阵震颤，好像大型动物抖落身上的雪片，引擎发出低沉的叹息，这一长串钢铁箱子彻底不动了，任由翻飞的大雪抽打。 这件事似乎经常发生，因为周围的乘客脸上大多浮现出厌倦，而不是惊讶。可能是留意到我探头探脑观察窗外的样子，坐在对面的棕发女士放下了从上车就开始读的小说，摘下眼镜，“没必要紧张，冬天时不时就会发生这种事，也许轨道结冰了，只要十来分钟就能处理好。” “这是我第一次坐这条路线。”我坦承。 “游客？” “是的。” “这可不常见。”女士露出微笑，她的嘴唇很薄，笑容像是用裁纸刀割出来的，带出了嘴角同样边缘锐利的皱纹，“我的意思是，在这个季节。” 隆起的铁轨下方，整排枯树在风雪中深深弯折。比这些树更远的景物已经一概看不到了，天空和田野融成同一片茫茫的灰白色。密闭的车厢隔开了风声，但光是看着，就已经能想象风的咆哮。出发之前，电台都在谈论前所未见的恶劣天气，渔船已经全部召回港口，部分公路关闭，我很可能坐上了火车停运之前的最后一个班次，真的应该在伦敦多留一晚的。 “来之前我可不知道这里能下这么大的雪。”我回答，“旅游指南承诺，英国的这一边‘通常’不下大雪。” 女人耸耸肩，像是在说“你能怎么办呢？”，把一个黑色皮质手提包放到大腿上，打开，找出一包香烟，抖出一支，递过来，我摇头拒绝，但是掏出打火机，替她点上了烟。棕发女人吸了一口，把下一句话和烟雾一起吐出来，“我叫朱莉。” “鲁道夫。”我说，随便选了跳进脑海的第一个名字，很可能是因为几个小时前酒店大堂里有小孩在唱《红鼻子驯鹿鲁道夫》。圣诞节都已经过去一周了。 “你好，鲁道夫。”朱莉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看着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让我想起伊尔莎。最近几年我经常在陌生人脸上发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熟悉线条，从他们的眼睛里看见另一个人的眼睛，这是疲惫的征兆，我从老兵嘴里听说过。 “德国人，我猜？”朱莉继续说，把书签放进小说里，合上，收进手提包。 “对。”我说，“原谅我的口音，我近几年才开始学英语。” “我觉得你已经说得非常好了。” “谢谢你。” “如果你是在夏天过来的话，对英国的印象应该会好一些。至少不会是，”她冲窗外的大雪和车厢里昏昏欲睡的旅客打了个手势，“这样的。” “可惜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假期。” 我们就这样继续交谈了一会。陌生人之间的闲聊，像掠过湖水的飞虫，轻轻触碰发亮的水面，从不深入。十分钟过去了，然后是二十分钟，一个穿着制服的列车员匆匆走过，往车头的方向去。过道对面那个歪着头打鼾的男人被脚步声惊醒，发现车还没有动，低声抱怨起来。 “那么，鲁道夫。”朱莉摁熄烟头，叠起双手，她戴着戒指，细细的一圈金属，花冠状的底座紧抓着一小颗蓝宝石，“是什么让你在这种天气里非去布里斯托不可呢？” 这应该是她一开始就想问的问题，只是碍于礼貌，仔细铺了一层关于天气、旅行和英格兰地理的软垫，才终于抛出来。我花了一分钟思考该怎样回答，最后决定说实话：“我去找某种东西，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确定能不能找到。” 我的临时旅伴高高挑起眉毛，仿佛我刚刚抛给她一个烫手的铁球，而她不知道怎么才能接住。最后她摊开手，看着我的眼睛：“这世界上的所有人难道不都过着这样的人生吗，大哲学家？”没等我回答，她笑起来，取出第二支烟，用火柴点燃，“有朋友在那边接你吗？” “不，不算是朋友。我给她发了电报，她不介意我拜访，如此而已，她不会去火车站接我的。事实上，等我到了布里斯托，也许已经太晚了，明早才能见到她。” 朱莉从喉咙里哼出一个拖长的单音节，露出了然的笑容。她肯定以为我是去见女朋友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但我不打算向陌生人解释来龙去脉，就让她这么以为好了。朱莉沉默地抽着烟，我们两人都看着窗外的风雪。天空暗了一个色调，被乌云遮住的太阳很快就要熄灭了。 火车突然又震颤了一下，鸣笛，悠长的呜咽声，车轮与铁轨摩擦，尖细的吱吱声过后是有节奏的轰隆轰隆。我们继续前进，穿过翻卷的风雪和浓稠暮色。 朱莉比我早一站下车，之后再没有新的旅客上来，对面的座位就这样空着。雪变小了，但还在下，车窗外像沼泽深处一样黑，偶尔闪过农舍的灯光。玻璃映出我自己的影子，我尽量不去看。如非必要，我不照镜子，避免里面的脸影响我的面具。 到达布里斯托市中心的时候，晚上十点已过。早前我在火车站随手买了一本给游客的便携地图册，此刻我站在路灯下面艰难地分辨那些蝇头小字。景点画得很大，我想去的那条街却没有名字。最终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流浪汉把我带到“棕榈周日”旅店门前。差不多二十年前，安德烈离开柏林之后，就是在这栋昏昏欲睡的破旧建筑里租了顶楼客房。 这地方竟然还没有倒闭，恐怕也快了，看起来没有人在修缮，里面和外面一样冷，门厅的拼花地板仿佛化脓溃烂的皮肤，已经不剩多少完好的木板了，为了节省成本，破损处填上了凹凸不平的水泥。前台没有人，放着一个老式黄铜桌铃，我按了五六次，终于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脑袋从虫蛀的布帘后面探出来。 “我需要一个房间，一晚。”我说。 布帘后面的男人坐到桌子旁边，搔了搔肿胀的酒糟鼻，“几晚？” 我只好再说了一遍，把现金放到他面前，解释说我喜欢安静，因此想要顶楼的房间。酒糟鼻男人低声咕哝，翻出挂着号码牌的钥匙，拍到桌面上，指了指楼梯的方向，重新消失在肮脏的布帘后面。 楼梯是砖砌的，仍然坚实，但通往顶楼房间的却是木楼梯，灰尘像深冬的积雪一样厚。我拎着提包走上去，打开门，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好像这是别人的卧室，而我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我在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感觉，它很快就过去了，我放下行李，开灯，坐在床上，环视这个旅店房间，床头柜，白色灯罩，地板上的棕色污渍，发霉的墙壁，倾斜的窗户和屋顶，写字台，靠背椅，镜子，陶瓷洗手台，衣柜。我想象安德烈走进门来，脱下外套，搭在椅子扶手上——他总是这么做的，从来不用衣帽架或者钩子——然后踱到窗前，注视已经入睡的布里斯托市。他在想什么？柏林在他的脑海里吗？ 我站起来，也走到窗户前面，安德烈的幻影消失了。玻璃映出我的脸。远处，墨蓝色的夜空衬托下，教堂的尖顶刺向渐渐消散的云层。雪已经不下了。整座旅馆静悄悄的，也许只有我一个旅客。我锁上门，从行李里拿出手枪，放到枕头旁边，老习惯，有武器在，我会睡得好些。我裹着外套直接躺下，关上灯，但没有拉上窗帘，明天天一亮我就会起来，去见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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