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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宋特色的先王之政？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王小雱，你爹到底是什麽神仙啊！ 重释经典肯定会触及意识形态问题，古代改革暂且不说，後世那些触及到意识形态问题的改革变法无一例外都会引起极大的阻力，官家和王叔父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太着急容易栽跟头啊亲！
第168章 * 王安石当年给仁宗皇帝写的万言书很多人都看过，苏景殊也不例外，他还知道当年仁宗皇帝看完之後什麽表示都没有，气的他们家王叔父差点自闭。 仁宗皇帝将那份奏疏扔在一边儿当看不见，几位宰辅心没那麽大，私底下没少讨论那封万言书上的内容，久而久之京城的官员就都对那篇万言书了如指掌。 老王当年在奏疏上写的明明白白，他要“改易更革”，要“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万言书里也说了现在最严重的两个问题，一是任人之失，二就是立法之弊。 立法之弊看阿云的案子就能知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吵是不吵一吵吵半年，谁家好朝廷受得了这麽折腾？ 而任人之失……这事儿比立法还难办。 苏景殊在州衙听了一脑门的官司，直到回到家里都没能缓过来。 这麽说吧，当年庆历新政就是在用人不当上栽了大跟头。 他们能保证自己能严于律己，能保证别人也和他们一样严于律已吗？ 庆历年间才华出衆者不知凡几，但是文采和理政是两回事，科举考试名次高还真不一定擅长理政，就算擅长理政，那种情况下也没法保证每一步走的都是对的。 以如今朝中的形势，他不觉得事情会朝着官家和老王预想的方向发展。 他们俩靠得住不代表所有大臣都靠得住，两位冷静点想想之前的新政是怎麽失败的，有没有感觉现在的局面比当年还不如？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前期稳着点慢着点真的不会让他们的变法大业毁于一旦。 小小苏大人叹了口气，趴在书房的桌子上郁闷不已。 前些年他对朝堂政事了解不多，单纯以为庆历新政失败是因为阻力太大加上仁宗皇帝摇摆不定，进入官场後才意识到失败的原因比他原本以为的复杂的多。 当年的阻力不光是利益牵扯，还有已经摆在明面上的党争。 范文正公刚刚被仁宗皇帝委以重任推行新政，石介就以一篇《庆历圣德颂》将他们架在火上烤。 或者说，他们本来就在火堆上，那篇《庆历圣德颂》又给他们添了把火，那篇文章无脑吹捧新政，骂反对新政的夏竦等人为大奸，直接把那些反对新政的当朝大员得罪的死死的。 新党旧党在朝中吵的不可开交，仁宗皇帝想用新党重振朝纲，开始的时候新党成员春风得意，旧党的大臣只能憋着火气。 憋着火气不代表他们什麽都干不了，一时间中书省弹劾范仲淹等人的奏疏堆成山。 夏竦夏英公直接去仁宗皇帝面前告状说范文正公等人结党营私，新党权势太大，韩琦、富弼等人掌握军权，西北前线的尹沫、狄青等人战功赫赫，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在谏院能督察百官，范仲淹本人更是不得了，官员的任免乃至升迁贬谪他都能管。 大权已经被新党把持，范仲淹他们看谁不顺眼就能随意罗织罪名弹劾罢黜，看上哪个职位都能把人弄下去换上他们自己的人，官家真的放心让他们继续一手遮天？ 夏英公说的很吓人，不过当时新政刚推行没多久，仁宗皇帝信得过新党臣子的人品，并没有因为那些弹劾而停止新政，只是信得过是真，心里打鼓也是真。 仁宗皇帝的脾气大家夥儿都清楚，说好听点是从谏如流，说难听点就是耳根子软，明面上看着没有将夏英公的弹劾放在心上，私底下却还是拐弯抹角的询问，只要范仲淹否认他就能当这事儿没发生过。 范文正公知道仁宗皇帝在担心什麽，但是却没有和仁宗皇帝想的那样否认结党，而是直接承认了这件事。 皇帝优柔寡断，与其一直否认，不如让皇帝觉得朋党并不都是党同伐异不问是非的存在。 汉末的党锢之争和晚唐的牛李党争的确都危害朝廷，但是朋党也有正邪之分，不是所有的朋党都会危害朝廷，君子之间结党是为了家国社稷，和那些一心为私的小人不一样。 不这样解释不行，哪个读书人没有朋友，有朋友就能被扣上朋党的帽子，他早年就因为所谓的朋党被逐出京城，现在正是推行新政的关键时候，说什麽都不能再栽在这上面。 可惜范文正公还是高估了仁宗皇帝对他的信任，仁宗皇帝觉得从来没有什麽君子党，只要结党就肯定对朝廷没好处。 看晚唐时的牛李党争就知道，牛李两党都觉得自个儿是君子对方是小人，结果呢，最後还是把大唐给折腾没了。 那次君臣二人还说了什麽外人不清楚，反正新政没有受到影响，但是欧阳公知道这事儿後很不服，当即给皇帝写了份《朋党论》的奏折为老友打抱不平。 小人无朋，君子有党，君子行事遵行忠信爱惜名节，说要齐心协力干什麽就一定会有始有终，小人能这样吗？ 周朝时君子结党醉兴盛，而周有国祚八百年，可见君子结党不厌其多，官家肯定能明白他们的良苦用心。 也不知道仁宗皇帝怎麽想的，上朝的时候把那封奏疏念个文武百官听，这下朝中吵的更厉害了，毕竟谁都不觉得自己是小人。 一石激起千层浪，直接把局面搅和的乱成一锅粥。 大概仁宗皇帝也没想到事态会变成这样，为了让朝臣不再吵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他相信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都是一心为国毫无私心的好臣子。 话是这麽说，说完没几天欧阳公就被贬去了地方。 尽管那时候没有用“贬”这个字眼儿，仁宗皇帝还让他不要因为离京就松懈，在地方上遇到什麽事情要立刻向朝廷上奏，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这是被贬出了京城。 新党的势头被削弱，新政的前途也开始不确定。 在京城当官的都不是傻子，仁宗皇帝把新党的主力干将欧阳修逐出京城足以看出他对新党的不满，皇帝对新党不满，那些被新党斥为小人的旧党大臣自然不会什麽都不干。 新政推行不过半年，夏英公便再次出手，这次是拿写《庆历圣德颂》的石介来开刀。 苏景殊两眼无神的看着门口，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古人诚不欺我。 做人不能嘚瑟，做事也不能嘚瑟，不然就可能会栽大跟头。 夏英公宦海沉浮几十年，早年担任枢密副使时被当时的宰相吕夷简逐出京城，之後在地方干了十多年政绩颇丰，但是却直到庆历三年初吕夷简退下去时才又重新位列宰辅。 飘零地方十余载，本以为是苦尽甘来，没想到这次的枢密使才当了三个月就被石介等人指着鼻子骂奸佞小人，之後更因为这事儿被撤职逐出京城，泥菩萨尚有三分火气，他不气炸才怪。 所以说，石先生被他记恨太正常了。 被气疯了的夏英公设了个局，他家里有个能临摹任何人笔迹的小妾萧娘，重点就在这个能临摹任何人的笔迹上。 夏英公截了石先生给富弼富相公的信，让萧娘将信重新抄一遍，将里面的行“伊、周”之事改成了行“伊、霍”之事，变了一个字，整封信的意思就都不一样了。 行“伊、周”之事是希望富相公能成为一代良相，行“伊、霍”之事完全不一样，那是让富相公废立皇帝好把持朝政，这还能得了？ 富相公和石先生肯定不会谋反，架不住仁宗皇帝疑心重，夏英公又让萧娘仿造石先生的笔迹写了封废立诏书让宫里的宦官送到皇帝面前说是在民间不经意间看到的，激的仁宗皇帝立刻派了侍卫去抓人。 虽然派出去的侍卫在抓到人之前就又被冷静下来的仁宗皇帝紧急喊了回去，但是他之後的态度让朝中衆臣都摸不准到底是什麽意思，新党也拿不出证据自证清白，谋反是祸及九族的大罪，一旦被扣到他们身上所有人都玩儿完，就算再不甘心也只能收手。 范文正公离京前往西北边境，富相公去河北防范辽国，余靖余大人出使辽国，早已去了河东的欧阳公之後也被贬去滁州任知州。 哦，除了夏英公做局之外，新党成员自个儿嘴巴不消停也要为新政失败负责。 石先生和欧阳公那两篇得罪人的文章就不用说了，直接把他们新党弄成了朝堂公敌，之後监进奏院苏舜钦招妓开宴会公款吃喝，席间有人喝大了直接羞辱孔子和周公。 ——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 听听听听，妥妥的大不敬啊！ 新党的政敌看到送到手上的刀子高兴的很，铺天盖地的弹劾下来直接把当时负责推行新政的中间层一网打尽全贬地方去了。 新政就此驾鹤西去，享年不到两岁。 十五年後，新政重生归来，誓要这天下付出代价…… 咳咳，总之就是，现在的局面和十五年前真的很像，各种意义上的像，只有一点，当年欧阳公口中那些办事一定有始有终的君子们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亲密，甚至已有分崩离析的趋势。 小小苏大人打起精神，不行，他不能明知道後面可能会发生什麽还坐视不管，小金大腿，到你出场的时候了。 他大概能猜出来韩相公富相公欧阳公这些推行新政的主力干臣现在为什麽反对变法，简单来说就是之前变法踩的坑太多了，他们是找到了整顿吏治解决冗官冗费的法子，奈何好法子实施不下去，连京城都没出就被歪曲成他们想不到的样子，再来一次会比十五年前更好吗？ 只怕未必。 朝廷後来不是没有想过重新推行新政，仁宗皇帝在位最後几年，包大人还曾主持过昔年庆历新政的重中之重方田均税，庆历年间主持这事儿的是欧阳公，两个亲自推行过这个政策的人在回京後态度都发生转变，政策是好政策，推行不下去也是白搭。 他们可以亲自主持一乡一县一州，却没法保证全大宋都和他们主持的地方一样，地方官不作为非但没法让局面好转反而会越来越坏。 比如这方田均税法，朝廷制定这个政策的本意是禁止地主豪强藏地漏税，防止他们将赋税转移到无地少地的农人身上，然而真正运行下去才知道有多难。 官府有兵丁，豪强大户有佃农，每到一处都要先勾心斗角打上一仗才能丈量土地，大宋那麽多地猴年马月才能丈量完？官府没有别的事情要干了是吗？ 所以欧阳公回到京城後不再一门心思的推行新政，而是转而进行科举改革培养人才。 天下那麽大，一个人两个人是杯水车薪，只有培养出足够多的为国为民的官才能真正将新政推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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