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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找人。” 门房的目光短暂地从色情杂志上挪开，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找不到任何表明他是警察的蛛丝马迹，“滚。” “我在找的住客很可能称呼自己‘麦卡伦’或者‘亚历克斯’，应该还带着一个年轻人，二十五六岁，有印象吗？” “没见过这样的人。” 门口又传来碎玻璃的响动，穿着罩衫的男孩跑上楼去，把木楼梯踩得咚咚作响。安东关上门，走近了沙发。察觉到什么不对，门房像头肥胖的海象一样在坐垫里扭动，试图站起来。安东对着他的脸来了一拳，他摔下沙发，撞翻了茶几，滚到污渍斑斑的地毯上。 “现在有印象了吗？” 带血的唾沫流到胖门房的下巴上，是的，他记起来了，确实有那么一位先生，付了三倍价钱，叮嘱他不要对任何人提起一个字。河景旅馆接待过不少这种鬼祟的客人，因此麦卡伦先生并没有特别引起门房的注意。是的，一起来的还有麦卡伦先生的侄子，他们在三楼，不，先生，我们这里没有房号，三楼走廊，从左边数起第五个房间。 穿罩衫的男孩不见踪影，也许这里有别的出口。楼梯和走廊散发出强烈的霉味，不管他多么小心，受潮的木板还是在鞋底嘎吱作响。争吵声穿透墙壁，一个孩子在某处高声哭嚎。安东攥紧了枪柄，手心湿漉漉的，仿佛这是他第一次出外勤。那时候他二十二岁，刚刚离开列宁格勒到莫斯科来。任务本身相当直观，到这个地址去，爬一道围栏，撬开这个和那个档案柜，把这些和那些文件拍下来。他拿相机的手很稳，冷汗却浸湿了后背。 门卡住了，安东不得不踢了两次，举起那把托卡列夫33。然而他要找的人手上并没有武器，枪放在写字台上，太远了，海因斯也没有靠近它的意思。浴室门开着，里面空无一人。海因斯向他走近一步，停住了，离枪口不到半米，“塔米娅把我卖给你了，是吗？” 安东假装没有听到，“钥匙在哪里？” “我不知道。” “那个发报员？” “你可以继续问五个小时，我还是不知道。” “我没有时间玩游戏。” “没人说过这是个游戏。” “告诉我那个男孩在哪里，我并不想——” “不想对我开枪？”海因斯看着他，“帮我个忙，这次瞄准一些。” 他仍然没有放下枪，这个姿态此刻显得异常愚蠢，一个空洞的威胁。 “‘索科洛夫有一种拳击选手的沉默，易怒，但并不鲁莽行事’，”海因斯说，“这是我交给波恩小乐团的第一份报告，关于你。他们很喜欢，说读起来就像报纸每周末刊登的连载犯罪小说。罗杰更关心你有没有被策反的可能，我告诉他，算了，我还不如去劝说花园里的栗树叛逃。” 他还是没有回答。海因斯又走近了一步。 “一个问题，安东。” 看在上帝份上，别提华沙。 “你知道那是我，在华沙。” 这不算是个问题。他不知道他能回答什么，我别无选择，或者我很抱歉，也可能是不，我并不抱歉，这就是我们所有错误决定的累加结果。“是的。”他放下枪，移开目光，“他们说你死了。” 我不能继续打猎了，从华沙回来之后，他告诉彼得，我需要点时间。彼得问这是不是和早前去世的奥尔加姨妈有关，无意中为他提供了绝佳的借口。是的，彼得，我想回列宁格勒，是的，为了亲爱的奥尔加姨妈，我想亲眼看看她的坟墓。安东在一个冰冷的二月早晨回到了农场，没有到房子里去，独自一人穿过霜冻的田野，走向沼泽和远处被冻雾笼罩的森林。我杀了他，他告诉奥尔加姨妈，墓碑沉默无语。 彼得给了他一个月，安东五天之后就回到了莫斯科。 海因斯没有再说什么。安东又看见了他们之间的那堵墙，那上面偶尔会出现些裂缝，允许他们看对方一眼，然而当他们之中哪一个想靠近的时候又把他们推回去。他想碰碰海因斯，确认他活着，但就像许多个波恩的夜晚那样，他今天也无法跨过那堵墙。 “走。”安东说。 海因斯看着他，皱起眉。 “我追踪斯特拉斯堡的发报员到这里，发现他并不是独自一人，短暂的驳火，”安东往墙上开了两枪，巨大的声响惊起了尖叫和混乱的脚步声，“他们逃往不同的方向，我继续追发报员，顾不上另外一个。” 海因斯不需要更多解释了，安东看着他迟疑地走了几步，然后像惊醒一样跑了起来，消失在走廊尽头。没有谢谢，也没有再见，因为这也不是他们关系的一部分。脏兮兮的阳光照亮了空房间，卢比扬卡的孩子原本靠在墙上，随后滑到满是灰尘的地板上，闭上眼睛。安东·安德烈耶维奇，你看你干了什么。 —— 听见枪响的时候，人们仰头四处打量，寻找枪声的来源，不安地互相推挤。莱昂艰难地在人群里穿行，往旅店的大致方向挪动，半途又改变了主意，挤出了小巷，继续往码头跑去。你帮不上忙，不如赶快离开。 没有克格勃杀手从人群里冒出来追赶他，但安全起见，莱昂还是在靠近港口的一间简陋咖啡摊里等到傍晚。那是个四处漏风的棚子，带缺口的杯子上有擦不掉的棕色污渍。莱昂把自己藏在发黄的塑料防水布后面，每隔几分钟就紧张不安地看一眼通往码头的路。 海因斯死了，一个细小的声音在他脑海里说，不然早就该出现了。一群码头搬运工爆发出粗野的大笑，把莱昂吓了一跳。一辆货车驶上匝道，轮子把碎石碾得喀喀作响，它拐了个弯，往仓库区去了。再等十分钟，他安慰自己，把手探进口袋里，握住那个小木盒。 路灯逐一亮起的时候，他终于离开了咖啡摊，在仓库和集装箱的阴影里走向海关办公室。最后一个开着灯的柜台正要关闭，但在莱昂摸出钞票的时候殷勤地重新营业了。注册在塞浦路斯的货船有十几艘，其中两艘的船主都是希腊人，但只有派翠西亚号目前停靠在伊斯坦布尔。 莱昂问他派翠西亚号在哪个码头，关员板起脸，开始怀疑他的动机，要求他出示证件，在莱昂递给他第二张钞票的时候迅速遗忘了证件的事。五十五号码头，他告诉莱昂，还有别的什么可以帮你的吗，先生？ 暂时没有了，谢谢。 派翠西亚号的跳板只有五十公分宽，黑色的海水拍打着水泥，发出令人不安的哗啦声。莱昂快步跑过跳板，甲板上空无一人，引擎室里亮着灯，他循着灯光走去，敲了敲钢制舱门。 他打断了一个牌局，四个水手围坐在一个木箱旁边，木箱上堆着酒瓶、油腻腻的扑克牌和一盘只剩下碎渣的烤肉。莱昂清了清喉咙，询问应该去哪里找船长。一个蓄着络腮胡的男人问他有何贵干。 “我是麦卡伦先生的朋友，卢克·麦卡伦，我需要一个下层舱位。” “那你叫什么名字？” “泰勒。” “跟我来。” 他们离开引擎室，顺着一道焊接在墙上的铁梯爬入货船昏暗的腹部。头上的管道时不时发出嘶嘶声，狭窄的过道散发出机油和脏衣服的气味。络腮胡掏出一串钥匙，就着微弱的灯光找了半天，打开了舱门。“你的船舱。”他冲一张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单人床扬了扬手，“我们明天出发。不是免费航程，你要工作，厨房，甲板，能用得上你的地方，听懂了？” 莱昂保证自己听懂了，并礼貌地问对方的名字。 “你会叫我‘船长’。”络腮胡说，把钥匙拆下来，塞进他手里，转身走了，靴子踏在钢板上，咣咣作响。 莱昂原地站了一会，把灯打开，又关上，爬到床上蜷缩起来。他不记得自己曾经睡着过，但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引擎在船舱深处隆隆运转，阳光被舷窗切割成一块椭圆形的光斑。他坐起来，凑到舷窗旁边，伊斯坦布尔已经消失了，只剩下茫茫无尽的大海，在毫无遮蔽的蓝天下闪闪发亮。
第12章 Epi.12 12. 他挣扎着扮演“泰勒”，常常忘记自己的新角色，大副叫他好几声才反应过来。水手们一开始对他视而不见，但扑克牌提供的娱乐终究是有限的，很快他们就把注意力转向新来的乘客。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莱昂反刍着自己匆忙编织的故事，用凭空捏造的细节填满坑洞和裂缝，祈祷它们的破绽并不那么明显。他思忖着海因斯是怎么做到的，像马戏团杂耍演员那样轮流抛掷三四个身份，稳稳地接住每一个，也许是练习。 他每天早上在厨房里工作，削马铃薯皮，洗刷水槽里的脏碗碟。厨房的前后两扇门总是开着，但即使是海风也吹不走那种渗透一切的古怪气味，闻起来像发酸的牛奶。厨师是个法国人，祖辈都是圣米歇尔湾的养蚝人，直到那些拥有大型加工厂和货车车队的水产公司把他们赶出了这个行当。“不想在工场里给巴黎人清洗蚝壳，”他有一张渔夫的脸，粗糙，凿着布列塔尼半岛多变天气的刻度，当他和莱昂说起像瘤子一样长在海边的加工厂时，脸就会皱起来，好像吞下了一整个柠檬，在他看来，世界上的大多数危机都是巴黎人造成的，“我的两个兄弟也在那里工作，他们本来是可以拥有一个养蚝场的。”他若有所思地吸了一口烟，“等我回去之后。” 对话往往在这里终止，他从来没有说过回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也许他会单枪匹马地把加工厂砸碎，也许会和其他人一样在那里找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记者，是吗，泰勒？”他问，“这会是个好故事吗？你会写我的故事吗？” “是的，”莱昂把马铃薯皮倒进垃圾桶里，“很不错，洛朗。” 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期，大概是他十二三岁的时候，莱昂幻想着离开农场，沿着铁路走向西海岸，就像他在漫画里看到过的那样。画面里的天空永远辽阔，午夜的火车车厢里永远有善良的陌生人和温暖的煤油灯。漫画都是弗兰克舅舅带回来的，“流浪汉弗兰克”，父亲这么称呼他，但从来不敢在母亲面前这么说。这位卫理公会牧师和他那辆撞得坑坑洼洼的福特雷鸟总是在路上，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重新出现，又迅速消失。莱昂在谷仓后面的橡树下翻来覆去地看这些漫画，它们给了他一种错误的印象，仿佛旅途本身是一种积分游戏，路标清晰，奖赏明确，只要主角走得足够远，问题全都会神秘地自行解决。这可不是我想象中的旅途，莱昂想，双手撑着钢制水槽，防备着下一次呕吐。派翠西亚号在斯基罗斯岛东南二十海里的风暴里颠簸，水手们用西班牙语互相呼喊，大浪拍打着舷窗，发出令人不安的轰鸣。墙壁仿佛在他周围晃动，莱昂抓紧了水槽边缘，闭着眼睛，看在上帝份上，我只是个发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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