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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念头根本毫无理由和意义，我也知道它们不是真的，但我无法阻止它们一个接一个钻进我的脑子，也无法阻止我为了它们真实地伤心。我们之间的羁绊成为了痛苦的源头，我知道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我们肯定会结束得更加惨烈。可是我还是不能理解，凭什么我不爱他就比我杀了他更好，凭什么活着就比死了更好。更要命的是我也这么认为。我想回去问问董玮仁，问他你现在后悔了没有，其实一个人死，就应该让他永远死着。 我现在不希望徐翼宣来安慰我了，他一过来我肯定要发疯。比如这样，就是这样。我甩开他的手跳下床，把他已经收好的行李箱打开，一件件衣服全扔出来，天女散花一样扔得满地，制造出巨大的声响。他一言不发地看着我犯病，看我抓着他的最后一件衣服哭着求他，说不要，我不要，我不想，我们再试一次行不行，你他妈装失忆我还没来得及和你算账呢。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和他算账，除了把眼泪抹在他身上也没有其他办法。他过来抱我，他好单薄，这些天折腾得又窄了一圈，可是我还不能放过他。我把他的肩膀哭湿一片，最后哭累了才停下来。结果又一次是我扔下他，是我逼他离开，让他不得不回去那个地方，我现在却要在这里扮演受害者。 他没看懂我想的，他还在执着地想要怎么安慰我。他众星捧月，看起来根本用不着为任何一个人操心，可是他从小到大都在想着要如何讨好我。我挣脱他，默不作声地把地上的衣服叠好，重新放回他的行李箱里。可是他误会了，误以为我还是在和他生气，让他走，马上走，走了之后就不要再回来。 他沉默了好半天终于说话，如果不是我这样不让他省心，我相信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对一个人这样忍让到让掉他自己。“你不能这样，”他说，“如果你能真的堕落，那你早就……” 我知道，我知道。我求他别说了，我知道。 我哥给我发了很长的消息，他的意思是要尊重我的想法，如果我还是像之前那样根本不想去纽约，他也不会勉强我。要么我继续跟着Andrew学习怎么当个未来的制作人，要么就随便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我不知道，我还没想好。从纽约到洛杉矶坐飞机六个小时，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诱惑。但我又怕我到了那里，又会天天恨不得把脑袋拴在徐翼宣的裤腰带上，靠他爱我我才能活着。 我想起我还在我哥的练习室里毫无愧疚地挥霍时间的那两年，当时我一无所知又盲目乐观，心理年龄可能停留在十岁，还在做左边蓄水右边放水的弱智应用题的那些年。我在学校发的笔记本上快乐地想象接吻可能发生的场所，我想要写满十个：电影院、厨房、游乐场、邮轮……写了一半却再没想到更多。即使如此我也仍旧乐观，不要紧，很快我就能想出来，然后回来接着写，之后就能实现它。 结果我现在没有比那个时候对爱了解得更深，时间在我身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我觉得我是在不断重复同样的事，我的梦在膨胀，吞下了时间，最后把时间废弃掉。那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梦，一开始我知道他可能丢掉了之前的记忆的时候我非常高兴，我对他说，你不能说话没有关系，你不记得我也没关系，让我爱你就好了，你不用爱我，你让我爱你就够了。 可是后来我就变得不那么高兴了，我已经想到他不是真的忘记，是我逼他忘记。然后有人在深夜惊天动地地敲响我们的房门，把我们共同的一个梦震碎，他明白他必须把真相告诉我，我们要从这个梦中被排出。他无所谓，他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爱，只有我不行，因为我没办法一直做梦，我们的爱就会被梦和现实的裂隙挤压变形。 徐翼宣自己开车去机场，我要送他，他没拒绝。他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问我：“是你开还是我开？” 我站在车旁边，手已经碰到了车门，又收回去。我故意摆出冷淡从容的表情，绕到车子的另一侧。“还是你开吧。”我说，“我怕我会从桥上冲下去。” 他没说话，坐上了驾驶位。我连副驾驶都不想坐，怕半途忍不住会想抢方向盘。我看着他系安全带，播放音乐，将车开出停车位，一套动作一气呵成。他还是比我要冷静。比我残忍，无情，而我无理取闹。 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一直在看窗外，记下前车的车牌号，又在五秒钟之后忘记。车里播放的音乐是某个随机的电台，现在播放到一首很难听的歌，一个男的一直在唱自己是什么见鬼的限量版。我被烦得不行，让他关了。他笑：“难听？” “非常。” “说不定下一首就好听了。”他不关。 结果下一首更糟糕，一首土嗨。锣鼓喧天的音乐把我听笑了，我侧过头，看到他也笑。这首歌马上变得没那么难听，我甚至开始随着音乐抖腿，他伸手过来在我腿上拍一下。我停了抖腿，抓住他的手握着。 车里的气氛可以被称之为荒诞喜剧了，我们在高速路上，可能还有不到半小时时间就要到机场，车前进一米我就难过一层，而这种时候却有个男人在我们耳边喊麦，在他妈的喊笑看红尘人世间。我什么都思考不了，只能盯着窗外看。半天我才意识到音乐已经停了，而外面的车始终是那一辆。我们堵在了高速路上。 “堵车了？”我后知后觉。 “嗯。” 我降下车窗，探出头看了一眼，前后车队都已经长得看不见头，我怀疑起码要再堵上两个小时。“你飞机……”我说。 我也说不好我算不算庆幸，可能没有，我更盼着他快点到机场，妥善办完全部手续后离开。我冷静下来很不容易，别再回到原点没完没了。我看着他打了一个电话，能听出来是在和经纪人通话，告诉她他在路上，但是堵车了。那边不知道说了句什么，他笑着说我还能有这种本事，我要是有这种本事我为什么不让小行星撞地球。 这句话不像他会说的，更像是我的台词，他被我带坏了。我问他怎么办，他说没办法，只能等。他也从车窗探出头，饶有兴味地拍下这大堵车的盛况。他坐着玩了几把手机游戏，接着把放在后座的包拎过来，从里面翻出一筒苹果，自顾自地拿了一个开始啃。 我看呆了，他是不是有病。我朝他伸出手：“我也要。”他给了我一个，那苹果一筒五个，每个都红得很漂亮，像大号的糖葫芦，咬一口还很甜。他真是有病吧。如果不堵车的话，他就自己藏着，一个都不给我吃。车上的音乐不合时宜地换成雅纳切克，还不如土嗨能让我分神。 “你有病吧。”我咬着苹果，含糊不清地说，果汁溅到我自己手上。我没有看他，我知道他在看我。我含着一口果汁，只求他别来亲我。我听到身后车喇叭一阵乱响，车流在移动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车窗外，我右边那辆车的车牌号是T3298，我觉得我听到他对我说再见。
第84章 双头蜥蜴 不可思议，徐翼宣最后留给我三个苹果，还有他的一辆车。我要负责把他的车从机场开回住处，那三个苹果我并排摆在客厅电视柜上，感觉像某种召唤仪式。我不想在没有他的卧室里睡，就睡在客厅沙发里。睁开眼睛看到那三个苹果，突然想起了它像什么——我应该再去树上多摘两个，让它们五个一排，然后我就能召唤出一个树叶妖精，送我一颗大可不必送我的果实。 我把两处房子都退掉，回了我爸妈的家。我的样子看起来肯定不怎么样，以至于他们见到我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多说就原谅了我。他们以为是我受不了苦，不知道的是所有的苦都是我作出来的。就像一直以来一样，没有人故意害过我，我全部的混乱都由我自己造成。 吃饭的时候我妈像从前一样往我碗里夹菜，我猜说不定是我哥提前对他们说了我有多惨，并保证他会改邪归正，让他们放我一马，我愿意爱谁就让我去爱。 我也在他们面前改邪归正，从再也不提徐翼宣这个名字做起。我老实地早睡早起，按时吃饭，装模作样地在他们面前读契诃夫和梅里美，唯一的娱乐活动是出门去看话剧。终于有一天，我爸问我要不要陪他去打网球，我们得以在他把我彻底击败后握手和解。我们坐在场边喝啤酒，天气好得不像话，一丝风都没有，天蓝得我一时觉得自己不是坐在网球场而是游泳池里，我也不是我，我变成了那个负责清扫泳池瓷砖的小机器人，一片永恒的蓝色。 一星期后，我和我爸一起飞了一次纽约，他去见他那个被我放了鸽子的老朋友，而我去见艾米莉医生。艾米莉医生刚结束一场户外长途旅行，姜黄色的头发剪到耳朵，皮肤被晒成蜂蜜色，她说她很高兴能见到我，愉快地和我分享她的旅行照片。 我们这一次没去她的办公室，她见我是在她的私人时间。她开着她那辆火烈鸟敞篷车来接我去公园，在车上，我们分着吃了她买来的麦当劳圆筒冰淇淋配薯条，就是那种把冰淇淋和薯条、压碎的奥利奥饼干、MM巧克力豆一起丢到一个塑料容器里搅拌一通的吃法。美国人的甜食往死里甜，她开车的技术又不怎么样，像一只误喝了一桶威士忌的火烈鸟在路上横冲直撞，我险些就要把她的冰淇淋吐在草地上。 我这一次到纽约来是个游客身份，住酒店坐地铁，心情要比之前被迫住在这里当本地人的时候轻松不少。我猜我今天会让艾米莉医生很有成就感，她不是个在她的职业领域很有成就的医生，我猜这说不定和她过于迷恋弗洛伊德有一定的关系，她习惯于把所有的问题都往那个领域里面套。而且可能最要命的是，她非常不擅长推销抗抑郁药，那不是好东西，它不让人快乐，只让人麻木。她希望她的病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痊愈。 但是我也不喜欢把痊愈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那代表我的过去是一场漫长的顽疾，是连我自己都不愿意接受的自己，说痊愈就等于说是告别。我试着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这个动作让她比她的实际年龄老了二十岁。她说不是这样的，痊愈有的时候意味着接受。 “讲一个故事给你。”她可能看出我不认同她。 “好。” “我曾经有个患者，他是个三十六岁的上班族。他在写字楼里上班，负责处理客户问题，一周工作六天，前段时间每天都要和不同国家的人开视频会议。就在有一天的视频会议上，在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突然变成了一个八岁的小男孩，他本来应该分析客户公司的结构问题，却对着麦克风认真地讲解17+825的逻辑论证过程。” “人格分裂？”我问。 “也叫分离性身份障碍。”她说。 “分离性身份障碍。”我重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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