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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媛气鼓鼓地往床上一坐，冷声道：“干吗要他的东西，拿人家手短。” “嗳哟，你拎拎清爽，还不是看东西过得去？真是拿不出手的礼，我们上海人眼皮子就那么浅？你妈做过官太太的好伐。” 她妹妹身上那件过于艳丽的衣服是一种危险的诱惑。碧娴长大了，在这么一个年纪跟着家人东躲西藏地逃难，也实在是难为她。碧媛清楚这个年纪女孩子的虚荣心，当然，是人都虚荣的。越是这样她越觉得讨厌，好像四周都虎视眈眈地备好了碗筷准备吃人了。 “不知道上海现在怎么样，”她拐弯抹角地道，“该买张报纸看看，虹口打得厉不厉害。” “干什么？等不及啦！”谢太太竖起眼睛瞪着她，“从来没见过正经人家的姑娘每天等着盼着想过门的，我看当初就不该送你念书，好好的小姐也念坏了，成天写一些不要脸的东西！” 碧媛立时红了脸，默默出门去了。她不能看着自己每天生活的屋子里有崔阿金的影子。然而阿金一再地公然向她示爱，渐渐闹得街坊邻居全都晓得，“谢大姑娘的朋友”隔三差五路过她们这里一次，陈师母们就热情地招呼： “阿金，正好你车子空着，捎我一段路可方便啊？” 阿金笑嘻嘻地扯下脖子上的手巾，拍拍座上的灰道：“有什么不方便，婶子上车！” 太太们坐了车回来，又去向碧媛报告：“阿金这个人，真没得说，现下挣钱那样难，你有事求他，他真掏心掏肺地帮你，一毛钱都不肯收。”碧媛听了更加忐忑，因为无形中总像是她欠了阿金的人情，所有人的账全算在她头上。最近她越来越恐惧了，难怪人家说，“烈女怕缠郎”。 碧媛究竟同意了阿金的邀请，宵禁不能走远，就在河边坐了一坐。天凉了，一爿硕大的月亮挂在冷冷清清的河水上面，仿佛挨得人特别近，瞪大了眼睛监视他们。阿金的车上挂了一盏昏黄的马灯，厚厚一层灰尘像小虫似的。碧媛想到前一年冬天刚从南京逃难过来的事，便笑道：“那时候有个亲戚告诉我，叫我万一撞上日本人就过来跳河。”她原本是没话找话，不料阿金十分郑重地道：“是的，名节是非常重要的。”碧媛一时便语塞，只管坐在人力车的脚踏上摸着自己的手心，马灯把掌纹照得格外深，仿佛人在一霎间衰老了。阿金忽然道：“我准备下个月向你母亲提亲。”碧媛失声叫了出来：“你不能这样草率地……”阿金却笑了。 “我是非常谨慎的，我可不会只看中一个女人漂亮就想跟她结婚。这两年逃难过来的上海小姐很多，我太清楚她们是什么女人。她们完全不懂得操持家庭，仗着受过一点教育，这也不做，那也不做，一天到晚地跳舞、喝茶，指望什么都靠丈夫。万一碰上这么一个女人，我不就有罪受了么？谢小姐，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女人。” 碧媛先怔了一怔，才道：“那你大可以在本地娶一位太太。”阿金只是微笑，不说话。碧媛又道：“等打完仗，我们全家还要回到上海去的。”阿金听了“嗤”地一声，露出十分不屑的神气道：“那谢小姐说说，什么时候会打完呢？你不知道也正常，只有我们这种每天在外面跑事情的人才看得出来，这一次没有三五年完不了啦。你们在上海的房子哪还会在？” 碧媛不响了。她当然清楚自己的生活里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一个虞少南那样的男人，但也实在不甘心变成“阿金家的”，否则真不如嫁给当年她母亲说的那个邮差。她今年已经要二十岁了，这不是在上海呵……她还能再回上海么？凭着理智，她低声地挣扎：“我们还是不要说这些，我们压根也没到说这些的地步。” 阿金嘿嘿地笑了，他倚在高高翘起的车把上拨弄那盏马灯，光线一忽明一忽暗，剧烈地在碧媛绛色的对襟大袄上抖动，像只手似的代替他抚摸她。碧媛知道阿金认得那衣裳的料子，即便她母亲动手改过了，也还是留着施舍的痕迹。离开上海，她们简直成了叫花子。就连她母亲也说：“他老娘又不要你服侍，人家自己做帮佣，搞不好还要贴补给你们。” 碧媛埋下脸静静地啜泣起来，身上那件衣裳像罪证似的，令她羞耻得抬不起头。她真恨自己穿错了衣裳，恨滁州，恨日本人，也恨她家里每一个人。崔阿金看她哭了，反倒吃吃地笑起来，露出一种惯常对待顾客的神气，道：“不至于的，谢小姐，这个账你算一算，对你只有好处。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看看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阿金拉起车送她回去。她坐在高高架起的车座上，看着陌生的街道，感到一种巨大的无力，只能听从崔阿金把她带到随便什么地方。她甚至想过他会做出一些不体面的事来，但好在车子在谢家门前停下了。然而她也不想回到那个家里去，那屋子里的每个人都背叛了她。 第二年春天，崔阿金仍然拉着他的车到谢家来，把碧媛和一床被子一道接走，没有酒席，也没有吹拉弹唱，两个人就算是结婚了。
第五十九章 错身 三朝回门这天，碧媛和阿金一起到谢家来，她们这间屋子到处都是喜字，顿时显得十分狭窄。碧媛已经改了发式，梳成个光溜溜的髻，别着一朵荔枝红的绒布花，脸上红扑扑的。街坊太太们都到她们家来说话，站在门口看新娘子，肆无忌惮地议论碧媛的打扮，并不怕被她听见。女孩子嫁了人，理所当然失去了矜持的权利。 崔阿金带了许多糖果——崔老太太从主人家里拿的——花花绿绿的玻璃纸包着一颗颗剔透的方块。崔阿金抓了一把，逢人就往对方手里塞：“喜事的，喜事的。”战争里不必要的东西一概短缺，大家得了糖，先不吃，攥在手心里，喜笑颜开地摸着。糖果分到碧娴，碧娴当时没做声，默默把糖接了过去，但过了一会她站起来，一径把糖放回洋铁盒子里。她长期营养不足的身体竖在宽松的棉布袍子当中，衣褶十分笨重，走来走去像个幽灵。 新娘子坐在床上摆弄自己的手指，听着男人女人在她头顶叽里呱啦，眼睛里有一种隐含的羞愤。碧娴怔怔望着她，然后沉默地穿过人丛走出去。 这天晚些时候，书卿找了个借口出门，一径走路到县里的邮局去。这一个时期，内地的通信已经渐渐恢复了，他每个月一号都要来一趟。书卿向柜台里买了信封和邮票，把准备好的一摞信纸塞进去。其实那是好几封信叠在一起，从逃难过来以后，他每个礼拜都要写一点东西。 他没办法想象少南在那里，对着一张白纸写“你”如何如何，提到少南，措辞永远是第三人称，像日记一样，许多零零碎碎的事挤在一块，有讲现在的，也有回忆过去的。他从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开始回忆：“那一眼我就意识到，他也是”。 许多细节他都不能忘记。譬如少南有件绿色的丝绸衬衫，他们有一次吵完架发生关系，就在洗手台旁边，袖子湿掉以后的颜色变成了一种浓酽的墨黑。后来他们总是去同一间旅馆，房间里有一部唱片机。有时他也写“这里”的情况：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事做，但薪水较汇丰当然已经大幅缩水，碧媛结婚也难免用掉一笔钱，所以总是青黄不接。 书卿老是在日记里反刍，只有一直提“他”，才觉得“他”始终留在他生命里。每个月一号，他朝圣似的把自己思想的一部分寄到恩利和路虞公馆。无论如何，他希望少南还是等着他回去。 书卿正要找浆糊封口，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于是掏出一截铅笔，就借着柜台的一个角落，在信纸背面继续写： “……夏天他总是到我家里来，每次给小妹妹带一支冰淇淋，小妹妹相当珍惜，把包装纸擦得很干净，收藏了一整盒子。然而有一次我母亲讲她精明，说她‘专挑贵的’，那以后小妹妹就绝不肯再接受别人的东西——” 他用那张桌子有了一些时候，后面人等得不耐烦，放声吆喝：“缺德不缺德！现上轿现扎耳朵眼？”书卿没有回头，但脸上已经有些发热，他匆匆地继续写道： “……就连今天妹夫来派喜糖，她也没有接。我当然晓得这样下去会有很大的问题，不过眼下也顾不上这些。离开上海一年多了，大家过日子都像在将就，想着‘仗应该很快就打完了罢，一切等到回上海再说’，仿佛回了上海，就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然而很可怕的，我发现最近想起他的次数少了一些，大概是长久失去联络的关系。仗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每天却是一睁眼就欠着全家的开支。以前我们因为要不要公开恋爱的事吵过，现在想来实在幼稚，那时候至少还有资格恋爱。” 他还要再写下去，那页纸却连背面也已经满了，只得收在一个突兀的结尾。书卿把信封交给柜台盖邮戳，看着对方把它丢进地上一只绿色的大袋子里。邮路恢复后，身边陆陆续续听说有人收到上海的消息，然而他寄的那些却是一次都没收到回信。 上海成为“孤岛”以后将近半年，租界与外面的信件才逐渐正常，但南京是个真空地带。少南辗转托人到南京找过一回，就按着书卿留下的地址。那段时间去南京简直是冒死，朋友带回口信，叫他不要找了，“断壁残垣，无一生还”。 租界里倒是十分热闹，因为一下子躲进来太多人，凭空多了大量看戏、跳舞、吃饭的需要，反倒比过去建了更多的酒吧和电影院，到处挂着牌子宣告客满。商会里不少人把工厂也迁进租界，反正等着吃饭的穷劳工遍地都是，给的工钱还可以比以前再低一些。也有人劝鼎钧把工厂重新做起来，鼎钧一概谢绝了。这一年他已经五十五岁了，又发过两次心脏病，和别人借势发财的心境自然两样。抱着苟安的想法，一味缩减开支，只同意少南在一间学校里谋了个教员的职位，虞家还是住在恩利和路，有两个佣人照顾他们。 这一天少南从学校里回来，正要去向他父亲请安，看见姨太太立在走廊上向他招手，悄悄地道：“你爸爸今天不大舒服，已经睡了。”少南就要回房。姨太太笑道：“我正有件事要请教大少爷，你们学校里聘教员，愿不愿意用一位没结过婚的小姐？” 少南一霎警觉起来，问：“干什么？”姨太太道：“我闲着替个朋友打听看看，她们念过书的人，总想到社会上做一点事业。”少南便笑了笑，搪塞道：“那我明天问一问他们。”姨太太笑嘻嘻地道：“谢谢大少爷。我这个朋友呢，虽然年轻一些，之前倒是给小孩子做过几年家庭教师，不算毫无经验。” 少南十分讶异她有这样的朋友，先还当和她一样，是从良的妓女之流，随口答应了一声，拔步要走。对于这姨太太，他一直是敬而远之的态度。不料她立刻又接下去说道：“从前二小姐是不是也请过一位家庭教师的，我记得是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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